正这一税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须从税制想办法，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范无病点了点头，事实他也知道这位枢机主教所说的确实属于事情，就好比是他的公司一样，由于可以享受各种免税政策，或者通过财务专家，能够合理地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税务规避，所以每年仅仅从这方面能够节省下来的金钱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天文数字。

　　而对于大多数的合资企业或者外资企业而言，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基本都是令人眼红的，这也就造成了穷人养活富人的税收政策。

　　即使税收政策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

　　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是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成本。比如说大家交出去一百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九十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

　　那位枢机主教继续向范无病解释道，“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有限的钱应该用于谁的身，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

　　范无病听得有些迷糊，但是想了一阵子之后，他就有所感悟了。

　　这就好比是后来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制度，虽然在本意是想要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解决住房的问题，但是在事实却并非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可以说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块钱的人，他们显然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给住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寻找最好的花钱组合。

　　保罗二世最后说道，“利害清楚的情况下，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会强烈反对。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国家确实存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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