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过的重工巨头。”

　　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日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下的只是唏嘘。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很快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自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四成多，创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浮出水面，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是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两千年公司设立开始，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价值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两亿元，抵扣税额近两千万元，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份为了破财消灾的自查报告，是戴国芳为挽救铁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

　　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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