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写了一封信给吕夷简，是以奏折形式书写的，直接到了东府。

　　信上说吕相公，你此举用意无非以为已立国书誓书，复加契丹岁币，虽未加富弼三条，契丹会羞恼，但不会翻目。那么就可以借机趁富弼在北境没有进展之时，将富弼调回，重换一臣子议盟，将富弼功绩抹杀。

　　换原来郑朗也许不会说的，考虑的事情太多。

　　长时间压抑，让他不喜，与妻子交谈，终于醒悟。无所谓，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自己努力了，能不能成功，靠老天爷做决定。

　　之所以将这件事翻出来，是它引起很多后果，不是赵祯想和稀泥就能和得住的。

　　直接将吕夷简心思揪出来，继续说道，吕相公，国家是多事之秋，你身兼两府重职，应当以身作则，为群臣树立一个榜样。可你树立了什么榜样？虽有吏治之功，却无德化之功。

　　今朝你身兼两府，大权独揽，明朝他人得势，也象吕相公你学习，难道你又想开景佑党争之举？

　　并且你如今管理东府，又身兼西府之要职，做为官员，你也到了巅峰，可不顾国家安危，继续打压你看不顺眼的人，先是宋庠、郑戬、叶清臣、任布，富弼不顾辛苦危险，深入北境，契丹人贪得无厌，步步惊心，为什么你做为国家首相，继续玩弄权术，不顾国家？

　　是信函，也是奏折。

　　而且郑朗地位超然，他从不树党，范仲淹做错了批评，吕夷简做错了批评，一个地道的中立派，说话有权威。

　　德操不及范仲淹，也没有什么污点，一心为国家做了许多贡献，甚至不惜自身危险，深入战场的第一线，几年后又要远赴契丹，他不自称为君子，可天下有几人敢说郑朗不是君子？

　　最要命的几年后郑朗出使契丹，能不能回来？这时候谁愿意碰郑朗啊，那纯粹是自找没趣。

　　直接将吕夷简的用心毫不客气的揭露，说了后果，今天你得势，玩弄权术，但不要忘记，君子党已经茁壮成长起来，韩琦与范仲淹成了西北两颗亮眼的星星。一旦他们回到朝堂，再来弄你与你的小弟，然后你与你的小弟再弄君子党。这个国家成了什么？

　　对吕夷简的能力与功绩，郑朗从来没有否认过，做为宰相，吏治之能赵祯朝时，无一人能及之。可这个德操实在成问题。本来还想大宋替他办报纸的，可没几月，大宋没有将报纸筹备好，就被吕夷简弄下台去，让郑朗很蒙。

　　信至，朝堂又吵得哇哇一团。

　　于是郑朗连续接待两拨人。第一拨人是赵祯给了旨书，事情已经过去，让郑朗不要再提。

　　揭开又怎么的？

　　西北战事没有结束，国家揭不开锅盖，百姓负担沉重，这时候离不开吕夷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将眼前难关熬过吧。

　　第二拨人是吕夷简派来的谦客。

　　没敢用书信方式，直接让家中的门客来西北，对郑朗传话：“郑行知，王师三年，国家困窘，弊端积病一一暴露，一旦和平，便需大治，庙堂政见不和，能治否？”

　　问得郑朗忽信忽疑。

　　不能不相信吕夷简的本领，赵祯主政之初，吕夷简上书八条，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可以说庆历新政，范仲淹的所谓改革正是在吕夷简这个八条基础上改进的。

　　可是没有多久便被郭氏弄得下放，随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朝堂，想要执政，必须弄倒郭皇后。范仲淹与孔道辅弹劾，大戏一幕幕到来，令吕夷简目不暇接，无法进行变革。

　　若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宋朝与西夏议和后，吕夷简会做什么，谁也无法料到。以他的能力，真要将身心投入到变革当中，会比范仲淹做得好。但这是假设。

　　想要对国家弊端进行整治，朝堂上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声音。

　　富弼虽不错，但前期与石介一样，喜欢胡说八道，看看他说了赵祯什么？连皇帝都敢乱说，况且吕夷简。事实庆历新政时，富弼依然没有醒悟，新政失败，也拜托他们这些个君子的种种作为。

　　但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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